关于加强我市美丽乡村建设的思考与建议
建设美丽乡村，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、提升农民生活品质、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重大举措，是推进新农村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，谋求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市高度重视美丽乡村建设，采取了一系列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措施，强化了督导和整改力度，乡村生态环境状况和村民环保健康意识有所提升。
然而经过前期走访调研发现，不少乡镇普遍反映，目前，乡村生态治理仍存在基础设施欠账多、整治任务重，建设资金缺口多，农民参与不足等问题，美丽乡村建设既是当务之急，也依然任重道远。
在持续推进我市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，我们应着眼于建设资金筹划、生态服务设施配备、乡村生态意识提升等生态环境整治纵向链条上的具体工作，从加强地方财政配套、利用3P模式合理融入社会资金、强化设备管护、提升乡村居民生态意识等方面寻求突破口；同时，也要从更高的维度去观察和观注美丽乡村的时代进程和价值。美丽乡村建设不仅仅是狭义上的村容整洁和环境优美，而是“环境美”“生活美”“产业美”“人文美”的综合性载体，暗含着生产、生活、生态“三生”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，其不仅注重生态意义上的美丽外表，更内含经济社会功能价值意义，表达的是一种人与自然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格局，追求的是乡村居民的幸福美好生活。
新时代背景下，对我市美丽乡村建设工作而言，在追求其乡村地域生态环境之美的同时，也应追求其科技人文之美和自然社会和谐之美，通过“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文明”五位一体推进模式，着手建立起乡村绿色产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，丢弃“单打一”的就环境治环境的工作方式，形成“五个指头弹钢琴”的全局性的美丽乡村建设机制。
其一，关注乡村生态环境建设。既应摒弃“先污染、后治理”的发展老路，又要注重乡土味道，体现农村特点。着眼于健全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体系，保护其生态环境和自然风貌，聚焦“厕所革命”“垃圾收运”和农业面源污染等条块，依托农田果园增加绿化，减少对自然绿化系统的人为干预。同时，注重乡村生态发展的规划设计，保护好具有历史人文价值的古代村落民宅、历史遗迹及空间格局，延续乡村自然及人文风貌。着眼于规范乡村自然资源管理，坚持开发与管控相结合，实现自然资源总量与强度双控，完善森林、滩涂、矿山等自然资源的确权登记，控制乡村用水总量、用水效率和排污总量，集约优化土地资源利用，扩大新型清洁能源开发利用，推动矿产资源领域循环、绿色发展。着眼于乡村生物安全治理能力，强化乡村生物安全技术力量，加强人才培养力度，做好生物环境安全管理，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构建乡村传染并疫情防控体系，健全乡村生物安全立法保障，健全乡村公共卫生安全队伍建设，构建乡村生物安全治理体系。
其二，聚焦乡村生态经济建设。坚持环境就是生产力，推动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绿色化，提高乡村绿色供给能力。要制定乡村生态经济发展体系，努力实现乡村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复合统一，利用国内外绿色资本，打造以高效农业、旅游观光为代表的生态经济增长点。要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及产业结构，合理确定农业种养规模，守护乡村动植物生态链，合理拔高农产品市场准入绿色标准，合理构建“鱼--桑--鸡”“秸秆--基料--食用菌”“畜禽粪便--沼气工程--沼渣沼液--果菜”等循环经济模式，鼓励风力发电等清洁能源生产。同时，强化乡村传统产业的绿色升级，淘汰一批小作坊生产，鼓励精品农业、设施农业等集约和规模化农业生产经营，支持新兴产业生态化发展，变自然生态优势为经济优势，着力开发乡村绿色农业、智慧农业，建立健全绿色加工及现代化仓储物流体系，发展乡村康养、民俗和特色文创产业，协同推进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，实现三产绿色融合。要推广乡村绿色科学技术，创新完善高校、科研院所及企业科技协同攻关机制，聚焦废弃物资源化利用、农产品绿色加工储藏等环节，助力绿色农业“弯道超车”。同时，加快绿色技术推广，重视科研成果转化，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充分进入生产领域，转化为生产成果；关注农民利益诉求，以财政补偿调动农民应用科技成果积极性。
其三，完善乡村生态政治建设。建设美丽乡村，必须发挥党统揽全局、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，要以党领导下的政治建设保障乡村生态建设全过程。应完善乡村生态政治建设体系，夯实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，坚持生态治理“一把手”工程和市县乡村四级书记共抓乡村生态，强化纪委同级监督，发扬村民自治优势和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作用，在法制框架下协商解决问题。应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，重点强化村“两委”干部生态工作能力，建立党政干部绿色教育培训制度和“终身追责”意识，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规范村干部履职尽责情况考核。应推进乡村生态体制机制改革，鼓励地方生态立法，出台乡村生态法治体系，落实“谁污染、谁治理”政策导向，统筹县、乡、村三级资源，发挥财税、价格、投资政策引导力，建立健全生态环境监管体系。同时，要推进政府“绿色GDP”核算及考评制度体系，优化健全各级领导干部晋升考核生态指标，强化乡村生态环境损害协同问责机制，发展完善水权、林权、排污权、碳排放权等市场化交易制度，推进绿色能源和生态设施向乡村延伸布局。应推动乡村生态治理国内外合作，摸清我市美丽乡村建设总体进展，立足自身实际及特色，主动向国内国外该领域先进地区借鉴学习经验，加强乡村生态治理合作，重点打造以“乡村生态旅游”为代表的绿色产业集群，争取外部资金、技术及相关智库的积极合作。
其四，重视乡村生态文化建设。要更加注重法律制度等强制约束力之外的内心生态文化自觉，强化新时代条件下的绿色宣教。着力于建设乡村生态文化繁荣体系，围绕贴近群众生活细节，实施生态知识进校园、进家庭、进农田行动，深层次改变村民传统发展心理。同时，聚焦乡村生态文化事业发展，挖掘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思想和资源，创作一批文化作品，创建一批教育基地，以科技、创意为支撑，提供多样化的生态文化产品及服务，实现生态、文化、经济的相互扶持与协同发展。着力于弘扬中华传统生态伦理道德，倡导尊重“天人合一、道法自然、取之有度”等传统生态理念，将之融入乡村“家庭美德”“职业道德”“社会公德”的构建与弘扬过程中，以生态伦理唤醒民众生态良知与道德自觉。着力于强化乡村生态文明宣传教育，乡村地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联系最为紧密，坚持从娃娃和青少年抓起，打牢家庭和学校生态教育基础，使经济、法律、食品、建筑等多类学科范畴逐步融入生态实践，树立绿色村规民约。同时，建立举报、听证、监督等乡村全民生态行动体系，支持环境公益诉讼，健全在村项目立项、施工等环节的群众代表参与制度，政府应通过正反面典型，普及法律法规，通过各类媒体积极引导社会舆论。着力于乡村绿色健康生活方式，以活动形式开展乡村绿色生活革命，提倡适度消费，丰富绿色生活，落实“组保洁、村收集、乡转运、县处理”的城乡垃圾一体化处理模式，鼓励村民参与“环保热线”、“随手拍”等违法行为监督举报。
其五，推进乡村生态社会建设。实现“美丽乡村”愿景，不单是乡村需要思考的问题，更是符合全社会共同利益，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的课题；不仅是乡村生态环境治理问题，而且是囊括经济社会各方面各行业建设的系统性工程。应谋划构建乡村生态社会和谐体系，其本质在于追求人、社会、自然三者之间的和谐发展与共存，要进一步畅通生态利益诉求渠道，施行项目公开听证制度，畅通生态信访渠道，建立企业、政府、社会组织等各方利益平衡机制，践行各自生态社会角色，凝聚社会力量。谋划完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机制，在坚持党委领导体制和政府主导机制，加强基层政府与社会资本的绿色领域合作，发挥乡土精英积极性，支持行业商会组织及社会公益组织参与乡村环境事业。谋划建立自治法治德治治理模式，不断总结村民自治经验，搭建生态议事平台，强化法制教育，发挥法治保障作用，重视德治引领作用，找准各地治村习俗，注重民风家风，优化人际及人与自然的和谐。谋划发展乡村环保社会组织，依托乡村合作社、农业协会、科技服务站、乡贤联谊会等实体组建乡村环保社会组织，健全登记审查程序，完善考核、奖惩及退出机制，引导其专业化成长，通过物资捐赠、建言献策、协助生态环境监管等工作，助力美丽乡村建设。
总体而言，新时代条件下推进美丽乡村建设，必须具备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环境五重视角，寻求整体解决方案上的路径突破。即通过健全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体系，推进农村面源污染防治，规范自然资源管理，提升生物安全治理能力；通过制定乡村生态经济发展体系，形成绿色生产方式，建立绿色产业结构，推广绿色科学技术；通过完善乡村生态政治建设体系，强化农村党组织建设，推进生态体制机制改革，推动乡村生态治理国际合作；通过建设乡村生态文化繁荣体系，弘扬乡村生态伦理道德，强化生态文明宣教，践行绿色生活方式；通过构建乡村生态社会和谐体系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机制，建立自治法治德治治理模式，鼓励发展乡村环保社会组织。五类建设体系统一于新时代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体系之中，实现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环境的战略性耦合，助推美丽乡村建设，助力乡村振兴尤其是生态振兴，扎实推进乡村现代化建设。 在我市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，既要从自身找资源和定位，又要从外界找资金和政策，具体工作中，应成立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党委或政府牵头抓总，统筹协调组织、宣传、发改委、文旅、民政、环保等多部门齐心发力，明确各局委任务范畴，避免政出多头，推诿打架的情况发生，全面全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走深走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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